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和政治伦理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自信和对法律的敬重，牢固确立政治红线不可触碰、法律界线不可逾越、伦理底线不可突破的观念，将不干预司法活动作为领导干部必备的政治修养。
美国亦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世界帝国，香港民主是其战略对抗甚至敲诈中国的一枚棋子，而不是严肃的民主援助责任对象，其支持也只能限于民主秘密战线，且有效控制着现场冲突中对抗一方的节奏与烈度。尽管运动一方不愿明确承认，占中运动时至今日已基本失败。
这一结局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剖析这些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占中运动的成因和症结。占中运动旷日持久，出乎双方预料。（原载香港《大公报》2014年10月18日，发表时标题改为占中对抗中央注定失败，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占中运动 公民提名 国际干预 法治 。只有敢于亮明底线，公正执法，才可能使秩序维持和后期清场经得住法律检验和民意评价。8·31决定后，占中派对实际占中一直引而不发，是因为对主流民意没有充足把握，还需要一波一波催高民意支持度
这是一场尚无正式对话即接近清场结束的抗命运动，然而如果对话不开展，警方的彻底清场便不可能完成，即使一时完成亦有反复。更进一步，在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才是真正的世界主题，人权与民主只是次主题且存在工具化倾向。关于人民陪审 9.陪审员的确定不宜排除当事人的参与。
而当司法民主的越界，对司法的独立性发生影响时，法官的抵抗力则变得十分有限，特别是对独立审判发生体制性和机制性干扰时，公正几乎难以存身。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之下，法官甚至直接用民意替代了经过法律程序还原的法意，成为法治的阻力。在民意沟通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民众对一些具体法律问题求教于法官的情况。因此，司法民主对于法官的影响，不应突破法官的职业道德底线。
界限之五：司法民主应当止步于司法职业道德底线 法官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但就法官职业化的特点来看，以法律标准约束法官的行为，对于法官来说无疑过低了。 二十项禁忌 在把握上述五大界限的基础上，我们对一些重要的司法民主机制进行了研究，归纳了以下20项禁忌，内容涉及人大监督、民意沟通、公民申诉、人民陪审、司法公开和媒体报道六个方面。
实际上，司法民主是对传统独立审判理念的完善和丰富，但关键是要在司法民主与审判独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今后的改革中，似乎可以考虑吸收当事人参与陪审员的确定。14.不得限制公众旁听庭审。这为法官提出了职业道德方面的难题。
大凡对司法民主存有戒备之心的人，无非是因为他们过于关注司法的另外两大根本属性：审判独立与职业化。因此，如果司法民主的推进与审判独立发生冲突，如：媒体的过度渲染致使法官的身份独立受到威胁，或者议会对案件的介入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去留，则需要对司法民主机制的影响范围、运行方式进行调整。8.不宜按照行政程序处理对法官的投诉。陪审员身份的确定（任命），通常是经过民主程序完成的，但在特定案件中确定陪审员时，当事人是否可以参与，各国均倾向于吸收当事人的意愿。
其实，并没有人直接反对司法民主，也不可能有人否定司法民主，因为司法本身的地位与属性让司法从进入民主社会之始就流淌着民主的血液。20.不得对媒体旁听庭审和报道司法活动进行不适当的限制。
13.不得对个人权利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不仅涉及到司法的尊严和权威，也涉及到法官的中立性和职业道德问题。
如果司法民主侵越了程序正义，法治将失去程序正义的内核，最终必将导致难以还原法律原意。对于司法裁判的救济，国家已经设置了公正的诉讼程序。人大监督法院工作亦应尊重法官对个案的独立裁判权。我国已有相应的刑法和行政法制度对此进行约束。的确，为了让司法看起来更民主，各国创造了各种具有补强作用的方法、形式、机制，并通过这些司法民主机制，使法院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从而提升司法民主程度。5.不宜对法院以前裁判的案件发表评论。
司法职业化早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因此，当没有陪审、没有议会对法官的任免和监督、没有法院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时，有些人甚至会误以为失去了司法民主。
这一方面体现了法官惩戒制度的严肃性，同时也给法官一个公平的受审机会。关于媒体报道 媒体是公众意见的平台，与司法价值的碰撞机会更多。
15.不应将司法管理工作排除在公开范围之外。目前尚存在部分人民陪审员独立性不强、在庭审中处于被动状态、庭后合议中附和法官评议现象。
目前还有个别法院对于一些敏感案件的庭审，采取限制媒体报道的措施，这无疑是对司法民主的不当限制，应当摒除。这些准则一般都比较微妙、敏感，与司法民主机制会有或多或少的冲突，例如，法官在践行司法民主过程中要保持自己的中立地位，不应涉及具体的案件。不得将陪审员当作固定的法院工作人员使用，否则便失去了这一机制的民主作用。由于法官与普通公务员不同的职业特点，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处理法官惩戒案件的准司法程序，甚至是完整的司法程序，如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
然而，当下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要面对的合法性难题，并不仅仅来自地方实验，还可能来自某些波及全国的特殊领域。因为所谓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包括登记机构、登记信息平台和登记簿册的统一，还包括登记依据和不动产权利体系的统一。
中国人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哪些变化是值得支持的，哪些变化是需要反对的，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立法体制的调整和法律发展模式的创新，主要是在央地关系框架内进行的，侧重于解决地方在改革过程中先行先试的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超出了《立法法》修改所能承载的范围。在这一先例的指引下，改革成了大写的真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和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性倒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我们认真查阅相关法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建议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因为这需要对《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等法律作一揽子修改和完善，工作量之大，没有数年的调研论证和立法讨论恐难以完成。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以目前正在开展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为例。毕竟，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不应当轻易地暂停实施、修改或者废止。
从目前公布的和相关立法说明来看，立法者特别强调，要按照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要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需要作出决定，就特定事项在部分地方暂停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草案第5项）。依照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3月28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法制办、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并于2014年6月底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
这里所谓的比例原则包括三个方面：对于立法目的而言，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必须谨慎设定且极为关联的。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变革的时代。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即便是目前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也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请求暂停实施相关冲突法律条款的渠道，而且《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一个特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种问题可能会接连不断发生。在2014年8月15日公布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这部条例的起草者们试图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和《草原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整合为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整合为建设用地使用权。
